唐朝之所以会出现“贞观之治”，魏征等“谏议大夫”们的“谏”可谓功不可没。同时，唐太宗之所以成为封建王朝少有的“圣君”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唐太宗能够“纳谏”。他亲眼目睹了隋王朝的兴衰，明白“明主思短而益善，暗主护短而就愚”的道理，因而对敢于犯颜直谏的魏征等人，不但不予以治罪，反而予以重用。
事实上，唐太宗能够做到“从谏如流”，尤其是能够鼓励魏征等大臣们犯颜直谏，也不过在继位的初期而已。随着“社会大治”的出现，唐太宗对于犯颜直谏的容忍度越来越低，从语言上对批评意见开始反感甚至愤怒。尤其是到了晚年，唐太宗为自己的丰功伟绩所陶醉，对于一般的“谏”也就根本听不进去，甚至对于谏官大开杀戒。比如，唐太宗从辽东回来后患了痈肿，刘洎悲伤地对同僚说：“疾势如此，圣躬可忧。”不想这话以不忠之语传到李世民那里，尽管马周出来证明没有那么回事儿，李世民仍怀疑刘洎“谋执朝衡”，遂令刘洎自杀，于是《新唐书·刘洎传》慨叹：“呜呼，以太宗之明，蔽于所忿，洎之忠不能自申于上，况其下哉？”
中国古代设置“谏官”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及时指出皇帝的缺点、错误，从而让皇帝本人做到“以人为镜，可以知得失”，对皇帝实现有效的监督。从唐太宗当初的“从谏如流”到晚年对谏官大开杀戒，可以看出，是否允许大臣们“进谏”、魏征们的“谏”能否起到约束作用，完全建立在唐太宗本人感情好恶的基础之上。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，由于唐太宗能够完全左右谏官们的升贬乃至生命，魏征们的“谏”能否长期地对皇帝起到约束、监督的作用，是非常值得怀疑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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