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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题：希腊人对北京奥运的忠告收起
2008年07月18日
重视希腊人对北京奥运筹备的建议

北京奥运会的筹备正在冲刺。这让我想起一个“旧闻”——新华社6月23日的一个报道。那篇报道似乎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。

　　
报道说的是上届奥运会主办者希腊人给北京奥运会的建议。这些建议的核心就是如何对待和化解外界的质疑和批评。

　　
参与雅典奥运会筹备工作的希腊新闻总秘书处秘书长利瓦达斯说：各届奥运会在开始之前都会受到媒体的关注，“批评性报道永远是奥运会报道的一部分。”

　　
批评性报道永远是奥运会报道的一部分？这样的观点令人一震。按我们习惯性的理解，奥运报道就是对体育赛事的报道，“批评性报道”应该少见，怎么会是与生俱来的一个部分呢？但是，一个世界性的盛会，每个参加者、报道者、旁观者，都会用各自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它、评判它，得出的结论也不必然相同，更不会一致都是褒扬的声音。

　　
如果我们认同“批评性报道永远是奥运会报道的一部分”，那么我们就不会对有批评报道而表示惊诧，因为筹备得再完备也总有疏漏之处；当然也不会因为有批评报道而自我否定筹备的成绩，只能把批评报道作为一面镜子，借此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。

　　
2004年雅典奥运会也受到了许多媒体以及非政府组织的诸多批评和质疑，包括环境污染、场馆建设、交通、安全等。我记得在当年雅典奥运开幕前半个多月，有报道说一些比赛场馆的油漆还没有干，质疑这样的奥运会能让人放心吗？

　　
对这样的质疑，雅典奥运会主办者没有进行过多的辩解，而是坚信“事实胜于雄辩”。在开幕式当天，一个精彩的开幕式和一个小时就安全疏散了近10万名观众的事实，让所有的质疑云消雾散。

　　
   由此，希腊人的忠告是：奥运会开幕前后的几天非常关键，“如果前几天的运转安全有效，将很快引导舆论的走向”。的确，面对批评和质疑，引导舆论最终也最有效的方式是行动。

　　
   当然，行动的滞后性决定了不能消极对待批评性的信息。希腊人建议，政府要根据媒体关注的主要问题主动召开新闻发布会，“对于任何突发事件，奥组委要在第一时间进行新闻发布。如果不主动介绍，媒体就会根据道听途说的信息进行报道”，“对媒体的负面报道，还可以组织有针对性的新闻发布会。”

　　
   希腊人还提醒说，奥运会报道不会仅仅是体育的报道。尤其是一些非注册媒体的记者往往因为进入不了赛场，转而会寻找赛场外的新闻，“尤其是市政、交通、安全方面出现的负面新闻和当地的旅游和文化新闻”。当年希腊从国家各部委抽调２００多人组成服务小组，进驻“非注册媒体新闻中心”，２４小时提供各种咨询，保证了体育报道之外的信息发布的顺畅。

　　
   看得出来，从直面批评、应对批评，到信息公开，希腊人都有现实的判断和一套成熟的经验。4年前如此，4年后的北京奥运会，信息技术的发展已大有进步，这也给谣言的散布添加了“翅膀”。如何让权威信息跑过谣言，当有充分的准备，而雅典奥运会的经验无疑值得借鉴。

　　
   其实，从汶川地震，中国人充分看到了信息公开的好处，无论是树立政府形象、稳定社会情绪，还是分配救灾物资、动员社会援助，信息公开都起到了“四两拨千斤”之功效。对突发事件和负面报道，第一时间信息公开，应该成为政府善治的重要内容。奥运会如此，其他方面也应如此。

　　
   大凡突发性、群体性事件的发生，起因多是一些偶然事情。除一些应该重视的深层原因之外，信息的被屏蔽也是其一。我们常常见到群体性事件中总有许多“不明真相”者的参与，那么，怎样让他们“明真相”？除了信息公开，无他。由此，希腊人对北京奥运会的忠告，不妨也看作是对我们处理其他公共事件的忠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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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题：如果“黑社会”成了官员的“保护伞”收起
2008年07月18日
当“黑社会”成了官员的“保护伞”

    常说官员是“黑社会”的保护伞，怎么会有“黑社会”成了官员的“保护伞”？

　　
    你别不信。看一个例子：

　　
    沈阳市原公安局副局长张建明原来曾以“打黑”闻名，但他却是一个与“黑”关系很深的副局长。其中一个叫郝万春的黑团伙头目，和他有着很亲密的关系。《新京报》这样报道--

　　
   沈阳市公安局一高层透露，在张建明当上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的过程中，郝万春也出了大力。

　　
　　2002年初，沈阳市公安局将选拔两名副局长，一共有三名候选人。这一时期，郝万春找到张建明，说需不需要帮忙，我认识人，与市委有关领导关系很好。

　　
　　郝万春后来向检察机关交代，2002年春节，他到皇姑区公安局办事，听民警说市局领导班子要调整，张建明估计要当副局长了。

　　
　　“听到这个消息以后，我就带了两块浪琴手表到市局去看张建明。我是想拉拢感情，他那么年轻就当局长助理了，前途肯定无量。”

　　
　　张建明说，他知道郝万春有个亲戚与一位市委领导关系很好。他当时说，暂时不用，等需要时，再找你。张建明称当时自己很有信心，考查时他排在第一名。

　　
　　但过了几天，他在候选人名单上排到了第二，“我就很担心了，找到郝万春说了一下”。

　　
　　张建明约见了郝万春，说“你帮我找人办一下”。

　　
　　郝万春随后找到了他的那位亲戚。第二天，亲戚回电称，张建明应没问题。郝向张建明反馈了回信。

　　
　　2002年3月的一天，张建明给郝万春打电话，说已当上副局长了，并表达了谢意。

　　

　　“我不知道郝是怎么帮我的，有没有花钱，我没问，但我一直很感激他。”张建明称。
  
    原来，一个人能不能当上公安局副局长，黑帮头目有这么大的发言权。照这个思路，当上副局长以后的张建明能不能继续当下去，恐怕还要看黑帮头目的脸色。

　　
    你看，谁是谁的“保护伞”？

　　
    当黑帮刚刚兴起的时候，是需要官员做保护伞的。但是，一旦黑帮养大，他反过来就会成为一些官员的“保护伞”。官员的前途命运就要掌握在黑帮的手里。那么，让这样的官员来“打黑”，无异于缘木求鱼。

　　
    当官员需要黑帮来做“保护伞”时，这个地方的政治生态基本上没有指望了。所以我们常常看到，打黑有点成果，一般都是上一级或上几级的队伍来进行，本地几乎打不下去，因为你让官员自己去打自己的“保护伞”，怎么可能？

　　
    报道没说黑帮找了沈阳市委的谁让张建明当上了副局长。但是，显然，这次张建明的倒掉，没有发现黑帮的“保护伞”，而郝万春这个“保护伞”的倒掉，必然会使张建明倒掉。

　　
     中国早在七八年前就开始“打黑”，8年抗战，也该胜利了。但是，我们似乎没有见到黑帮的绝迹，更见黑帮在一些地方的繁荣。前段有“辽宁要求各市年内至少打掉一个黑社会组织”的新闻，就让我们感到“黑”的严重，而沈阳的这帮“黑”，似乎为上次的新闻做了注脚。

　　
     还有瓮安，盖子揭开，一个小小的县城，竟然盘踞着好几个黑帮!你让老百姓怎么生活？

　　
     当黑帮还需要官员做“保护伞”时，至少说明黑帮对政权还有所畏惧；而一旦黑帮成了某些官员的“保护伞”，说明当地政权已经被黑帮“绑架”，打起来就难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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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题：小学课本，惊爆“五大忽悠”（组图）收起
2008年07月18日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孩子，号称“长在红旗下”，他们所接受的中小学教育，也极富时代特色。正面人物英雄化、反派角色脸谱化，甚至在这个基础上，还制造出种种传奇故事和现代神话。时过境迁，课本的内容也跟着时代变化。但是，少年时代读书的印象，却温暖一辈子。或许，每个人的具体感受不太一样，以我个人的版本看，当年的小学课本至少暗藏了“五大忽悠事儿”：
    （一）马克思的脚印（原本就不存在）
    （二）长城的影子（在太空里、月球上，根本看不见）
    （三）雷锋的袜子（叔叔并非一双袜子穿一百年，他私下买瑞士名表的事儿却只字不提）
    （四）米丘林的果园（苏联人异想天开的科学发明，至今还是“镜中花”、“水中月”）
    （五）刘文彩的水牢（这个被妖魔化的地主老财，居然给故乡干了不少好事儿)……（下图：著名的大英图书馆）

    这些小学课本里出现的“文化景象”，令人憧憬了几十年。想不到，几十年之后，这些美妙神话的真相揭开，摆在眼前的，竟然是一大串“逗你玩”！用不着一一细说，只讲两“马克思的脚印”和“长城的影子”，这些文化传奇足以证明：中国乐于制造神话，并乐于在自己杜撰的故事里，享受被认同、被接纳、被崇敬的满足感和优越感。
    我读的小学课本里，的确有这样的内容：勤奋、博学的马克思，曾在著名的大英图书馆里写作《资本论》。他长年坐在一个固定的位子上，思考问题的时候，便一圈一圈地踱步。日久年深，桌子下面竟然磨出了明显的脚印。我怀着无限崇敬仰望大学者——马克思，甚至也奢望踏破地板的境界；孰料，少年时代的课本居然跟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——马克思在大英图书馆里，根本就没有固定座位，而且，这家图书馆，也不可能为他预备一间专用的办公室。所谓长年累月的脚印，不过是幽你一默！
    很多中国人到此参观，都有认祖归宗的亲切感，很多人都好奇地询问“马克思脚印”的事儿。慢说普通的英国人和伦敦市民，就是大英图书馆里的工作人员都不曾听说过这段“天方夜谭”。据说，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光临此地，也问过同样的问题，可见，马克思的脚印遍布当时整个的“社会主义阵营”。事实明摆在那里，压根儿就没有这回事儿。宣传，毕竟代替不了历史。图书馆对待每位读者都一视同仁，不可能为哪位饱学之士，独辟一个阅读的空间。况且，图书馆的地毯要经常更换，马克思的脚上又不长刺儿，恐怕连地毯都磨不破，又怎能在水泥地板上，踩出明显的脚印来呢？（下图：从月球上，看地球冉冉升起）

（下图：参加过登月行动的美国宇航员奥尔德林，矢口否认从月球上能看到长城）

    如果说，“马克思的脚印”是为了美化革命导师、激励各国后学，那么，“长城的影子”则纯属以讹传讹，甚至有些乐此不疲了。当年，我读的小学课本里描述《长城砖》时 如果说，“马克思的脚印”是为了美化革命导师、激励各国后学，那么，“长城的影子”则纯属以讹传讹，甚至有些乐此不疲了。当年，我读的小学课本里描述《长城砖》时，有这样的文字：“一位宇航员神采飞扬地说，‘我在宇宙飞船上，从天外观察我们的星球，用肉眼辨认出两个工程：一个是荷兰的围海大堤，另一个是中国的万里长城！’”
    中国的民族象征，在月球上都看得到，够牛吧！哪个中国人不扬眉吐气（尽管这点祖宗遗产，能否在月球上被看到，也没什么可扬眉吐气）？可惜，我们扬眉吐气了几十年，忽然发觉，所谓“月球上看到了长城的影子”，又是一回“逗你玩”——心头立刻升起被愚弄的感觉。中国首位航天员——杨利伟返回地球后，告诉媒体，他从太空看地球景色非常美丽，但是没有看到万里长城。此前，美国宇航员奥尔德林也曾坦率地说过：“我可以告诉所有的中国人，在月球上是看不到万里长城的。”
    万里长城平均宽度仅十米左右，而且，还不十分连续。在36公里的高空，它的影子就会从人们的视野消失。航天器的飞行高度是300—400公里，地面物体只有长宽都达到500米，才可能被看到；至于在38万公里之外的月球上看长城，显然是白日说梦。好在，人类有了上太空的能力，不但可以“证实”，也可以“证伪”，否则，类似的不着边际的“当代神话”，还会大行其道。可是，谁也说不清，现行教科书里，究竟还有多少别有用心的“忽悠”。，有这样的文字：“一位宇航员神采飞扬地说，‘我在宇宙飞船上，从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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